你的故事是什麼?生活史研究的心理學

我們如何“編造”我們的自我敘事可以揭示我們隱藏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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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夏末的一天,在馬薩諸塞州布萊頓,凱瑟琳·安·鮑爾,一位口齒伶俐、眼神閃爍的社會學專業學生,來自附近的布蘭迪斯大學,也是一位狂熱的越南戰爭抗議者,她坐在啟動的逃亡車駕駛座上,她的全副武裝的犯罪夥伴搶劫了一家銀行的“戰爭販子”資金。(這個團體奇怪地認為,要徹底推翻聯邦政府,必須首先盜取然後淨化其骯髒的贓物,再投資於反戰事業。)鮑爾不知道的是,當他們逃跑時,她的一位熱愛和平的同胞在背後射殺了一名警察,這造成了一位寡婦和九個失去父親的孩子。據報道,鮑爾對這次拙劣的搶劫感到震驚,她冒充一個在她出生前一年就夭折的嬰兒的身份,並將自己改造成“愛麗絲·路易絲·梅青格”。她在西北部俄勒岡州黎巴嫩小鎮隱姓埋名,在那裡,她讓人想起《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致力於懺悔的生活。鮑爾成了一個年幼兒子的慈愛母親和一個當地肉類切割工的愛妻;她入股了一家受歡迎的餐廳,成為一名活躍的志願者,在社群大學教課,甚至把自己的汽車送給了一位鄰居。

然而,這位前高中告別演說代表、天主教女童軍和貝蒂·克羅克烹飪獎的獲得者,在逃亡的二十三年中,有十四年都名列聯邦調查局十大通緝犯名單。鮑爾一直受到羞恥、內疚和偏執感的困擾,她經常試圖引誘報復性的命運。在她逃亡的早期,她甚至恢復了她自然的頭髮顏色,以便更像她自己在她最喜歡的酒吧裡張貼的“通緝”海報上的形象。但是沒有人認出她;少數向她吐露秘密的人都表示理解和忠誠,而她的新生活中只有持續的好運氣。到1984年,曾經零星出現的線索都已枯竭,聯邦調查局將她從“十大通緝犯”名單中移除。對於鮑爾來說,她開始覺得她的懲罰是難以忍受的不應得的正常感和她所獲得的“幸福”。事實上,這是如此令人難以忍受,以至於在1993年,為了履行她所謂的“與上帝的契約”,她向困惑的波士頓當局自首,並服刑八年刑期中的六年。

對於巴布森學院的心理學家珍妮特·蘭德曼來說,鮑爾的戲劇性故事是後悔和救贖的原型案例研究。在一本名為道路的轉折點:生活轉型的敘事研究的編輯卷中,這本八年前由美國心理學會出版的很快被遺忘的書,蘭德曼描述了她與鮑爾在後者因臭名昭著和令人不安的罪行而被監禁期間的一些討論,這個罪行粉碎了許多人的生活,包括她自己的。“敘事心理學家”如蘭德曼認為,這種戲劇性的人生故事使我們能夠瞥見人類心理的普遍方面,這些方面不容易被實驗方法捕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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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並非所有人都在衣櫥裡掛著如此字面意義上的骷髏。但是,像鮑爾一樣,許多人過去都做了令人遺憾的事情,這些事情無法挽回,他們對自己犯下的罪過感到驚訝。我們中的許多人也忍不住在腦海中重播那些不斷啃噬我們情感的事情,並且經歷過改變人生的事件,至少在我們的頭腦中,這些事件代表著過去的一切和之後的一切之間的一種鮮明的心理分界線。根據一些社會心理學家的說法,我們對這些噩夢般的事件所做的“潤色”,特別是我們如何看待它們塑造了我們當前和未來的自我,揭示了我們個性的許多方面,甚至可以用來預測我們幫助他人的傾向

對於蘭德曼的一位同事,西北大學心理學家丹·麥克亞當斯來說,調查人們如何拼湊自己的生活故事,對於科學家理解個性來說,與更常規研究的性格特質(性格特質是那些教科書式的、全域性性的、穩定的、比較性的性格維度,如“外向性”或“盡責性”)同樣重要。例如,“有些人構建的生活故事以古典悲劇為模型,”麥克亞當斯說,“而另一些人則將自己的身份表達為電視情景喜劇。”

作為西北大學福oley生活研究中心的主任,麥克亞當斯在人格研究中率先開創了一種新的社會科學研究品牌,稱為“生活敘事研究”。對於鐵桿實驗主義者來說,這聽起來可能令人不安地帶有精神分析的意味,但儘管麥克亞當斯已經從定性和更具解釋性的知識先驅如埃裡克·埃裡克森手中接過韁繩,但在我看來,他在使用嚴謹、客觀、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人們對自己生活故事的心理重建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在2001年《普通心理學評論》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中,麥克亞當斯指出,自傳式記憶非常具有創造性

生活故事基於傳記事實,但它們遠遠超出了事實,因為人們有選擇地採用他們的經驗的各個方面,並富有想象力地解釋過去和未來,以構建對他們和他們的聽眾有意義的故事,這些故事生動和整合生活,並使其或多或少有意義。

麥克亞當斯使用準結構化訪談方法,詢問老年人他們生活中的主要轉折點以及這些事件如何影響了他們,他使用一個詳細的編碼系統對他們的回答進行分類,該系統旨在檢測人們“構建”這些重要事件的方式中微妙的、潛在的主題。

直白地說,麥克亞當斯發現這個世界上基本上有兩種人。首先,有些人將青年時期的改變人生的經歷(如死亡、犯罪成癮虐待、關係困境、失落、失敗以及人類傳奇中其他可怕但往往不可避免的困境)視為他們人生故事中的“汙染性事件”,在事件發生之前,一切都被追溯性地視為玫瑰色的,而該事件則是一種腐蝕到現在並毀掉餘生的毒性事件。在汙染序列中,一個情感積極的事件突然變壞。然後還有一些人將這種戲劇性事件視為他們自我敘事中的“救贖性事件”,他們像凱瑟琳·安·鮑爾或冉·阿讓一樣,最終將壞場景轉化為好結果,透過成為更好的人和造福社會。正如人們可能預期的那樣,那些回顧自己的人生並看到他們的各種危機——無論大小——都是救贖性事件的老年人,這些事件教會了他們寶貴的人生教訓並使他們變得更好(而不是毀掉一切),他們也是那些在“生成性”量表上得分很高的人,這衡量了他們對他人的積極或親社會貢獻,特別是對年輕一代的貢獻。鮑爾的情況就是如此;她現在在波士頓一家艾滋病非營利組織工作。

麥克亞當斯最新的書,救贖的自我:美國人賴以生存的故事,獲得了美國心理學會2006年威廉·詹姆斯最佳通俗心理學書籍獎,非常值得一讀。對於你們中那些像我一樣傾向於回顧自己的人生故事,不認為它是由主題章節組成的,而是認為它偶爾穿插著非常務實的抗抑鬱藥藥片的人來說,這本書也是如此。

在本專欄中,由大眾科學思想雜誌提供,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的研究心理學家傑西·貝林思考一些日常人類行為中更晦澀的方面。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打哈欠會傳染,為什麼我們用食指而不是拇指指點,或者嬰兒時期母乳餵養是否會影響你成年後的性偏好?透過“頭腦中的貝林”更仔細地瞭解最新資料,它探討了關於人性的這些和其他古怪問題。註冊RSS 訂閱源或在Facebook上加貝林博士為好友,永遠不會錯過任何一期。

Jesse Ber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Otago in New Zealand. He is the author of The Belief Instinct (2011), Why Is the Penis Shaped Like That? (2012) and Perv (2013). To learn more about Jesse's work, visit www.jessebering.com or add him on Facebook (https://#/jesse.b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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