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每一次呼吸,你的每一個動作” 多少監控才算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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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切始於70年代。一位患有糖尿病的孕婦面臨著根深蒂固的醫療程式:在醫院住院數月,密切監測血糖。她透過說服她的醫生克拉拉·洛伊[1]允許她自己監測血糖水平,設法避免住院。大約在那個時候,其他人已經開始將可穿戴感測器[2]與可穿戴計算相結合。

從那時起,醫療自我監測迅速發展。在某個時候,使用感測器將資料輸入計算機已成為高效能運動員生活的正常組成部分。現在,我們的許多朋友都在記錄他們的每一步。有人使用應用程式來監測他們的睡眠、食物、體重、心率和情緒——甚至有些沒有糖尿病的人也在購買血糖監測儀。

如果“量化自我”運動[3]的愛好者是對的,那麼這種健康、健身、小工具和資料處理熱潮的混合僅僅是一個巨大浪潮的開始,它將把我們大多數人帶走。[4] 他們非常熱切地相信,越多的人處理更多的資料,情況就越好。[5] 我們將透過不斷交叉分析我們自己的大資料來預防疾病,找出我們可能存在的任何疾病或刺激的原因,並總體上實現任何數量的健康和健身目標。有什麼可能出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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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證醫學監測》[6]的作者保羅·格拉斯齊奧教授本週在牛津的循證醫學現場[7]對情況進行了評估。自從克拉拉·洛伊首次嘗試讓患者監測自己的血糖以來,醫學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格拉斯齊奧指出,每年在血糖監測上花費數十億美元。雖然這對於患有糖尿病且懷孕和/或使用胰島素的人很有價值,但它不會改善那些不使用胰島素的人的健康。[8]

格拉斯齊奧強調了因個人內部隨機變異而採取行動造成的危害。他說,要使監測有效,你需要3個要素

  • 有效且準確的測量,

  • 知情的解釋和

  • 可以採取的有效應對措施。

你需要證據表明監測方案帶來的好處多於危害。

對於健康人來說,跟蹤裝置的有效性和準確性如何?很明顯,即使是最基本的裝置在這方面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9] 同一天使用兩個跟蹤器,一位愛好者統計出的步數,一個裝置顯示為7,116步,另一個裝置顯示為2,192步,他承認這還不是你希望看到的情況。[4]

無論使用哪個計步器,都存在一個潛在的問題,即假設它們會改善健康。計步器可能會在你剛開始使用時幫助你走更多路,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改善並未得到持續。[10] 同樣的問題可能會阻礙人們希望從監測體重中獲益的希望。[11]

格拉斯齊奧的知情解釋要求是依賴大資料分析的另一個大問題。因隨機變異和多重測試結果而採取行動存在重大缺陷。[12] 對於大型資料集,許多可能不重要的東西可能會顯得“顯著”。[13]

此外,我們仍然遠不如許多人認為的那樣瞭解對健康真正有幫助的目標。[14] 人類健康並非簡單的機械原理和調整一些可測量的水平。

所有這些懷疑論並不意味著我認為這一切都是在浪費時間。遠非如此。毫無疑問,監測和監測技術將以某種方式幫助許多人。但是,存在潛在的危害,包括不必要的和毫無意義的焦慮。

思考我們正走向何方以及成年人以這種特殊方式如此關注自我的後果,也具有價值。

當克拉拉·洛伊的病人轉向自我監測時,是為了從醫療化中獲得一些自由。自我監測仍然為許多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提供這種自由和權力。

但是,當它侵入健康領域時,監測就成為我們生活醫療化的灘頭堡,甚至可能影響我們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什麼構成美好生活。蘇格拉底說過,經過反思的生活對人類來說才是唯一值得過的生活:[16] 他並非表達這樣一種信念,即透過將我們的注意力更多地轉向我們身體的細節可以實現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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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皮尤網際網路研究人員[17]估計,有五分之一的美國人正在使用某種計算機技術來“自我跟蹤”他們的健康。

圖片:版權歸作者所有。

Hilda Bastian was a health consumer advocate in Australia in the '80s and '90s. Controversies riddled with ideology and vested interests drove her to science. Epidemiology and effectiveness research have kept her hooked ever 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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