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眾科學》的觀點
幾周前,我寫部落格討論了阿圖羅·卡薩德瓦爾、費裡克·方和華盛頓大學以及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的其他作者撰寫的一篇論文,該論文調查了科學出版物中的撤稿情況,並得出結論,大多數撤稿可以追溯到不端行為,而不端行為的大多數又源於欺詐。
現在,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同一批作者專注於不端行為的一些細節,並挖掘出另一個有趣的發現;他們發現,與女性相比,男性更可能從事不端行為。是的,即使在校正了學術研究中男性相對於女性的過度代表性之後,情況仍然如此。
作者研究了科學誠信辦公室 (OSI) 揭露的生命科學研究中 215 起欺詐案件。他們能夠確定除了一起案件外所有案件中作案者的性別,其中 65% 的作案者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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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有趣的是,不端行為取決於研究人員的級別;似乎 88% 的犯下欺詐行為的教職員工是男性,而博士後和學生分別為 69% 和 58%。
這也許並不太令人驚訝。與終身教授相比,學生和博士後更擔心他們未來的職業前景,也更不可能危及他們。然而,結論並不像看起來那麼明顯,因為發表或滅亡的壓力以及其他因素也可能驅使學生和博士後從事欺詐活動;過去幾年發生的兩起著名案例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根據他們的研究結果,教職員工的欺詐行為更可能集中在男性身上,作者並不排除女性科學家可能以同等比例犯下欺詐行為,但可能逃脫了檢測的可能性。
當然,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男性更可能犯下欺詐行為。這是經典的先天與後天困境之一,後天因素似乎起著主導作用。作者引用研究表明男性犯罪率高於女性,但文化因素可能在學術界發揮更大的作用。正如作者所說,關於學生作弊的資料在性別方面相當沒有定論,因此很可能是同行評審的研究環境中的某些因素導致了這種行為。人們普遍認為,科學研究的殘酷競爭場往往阻礙女性追求研究事業。招聘中的性別偏見越來越被證實為一個促成因素。學術系統無法適當考慮懷孕和育兒負擔也是如此。但是,所有這些僅僅解釋了為什麼女性科學家在學術界的最高層中如此稀少,而不是為什麼她們不太可能犯下欺詐行為。
或者會嗎?作者暗示了一些我認為可能是女性科學家不願犯下欺詐行為的明確原因;科學界的譴責。男性主導的科學等級制度在女性科學事業的每個階段都對其進行阻礙,同樣的這種反作用力可能使她們對批評更加敏感。結果是,她們不太可能透過從事不端行為來招致來自主要由男性組成的群體的不利回應。因此,可能是女性科學家對可能的譴責的敏銳意識——諷刺的是,這種意識是由不健康的男性主導的環境產生的——才使她們比男性更誠實。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讓不利的環境持續存在,但這確實意味著我們需要對欺詐性研究採取其他抑制措施。
這是一項相對較小的研究,它提出的問題多於它回答的問題;其他科學的發現會是什麼?某些研究領域是否似乎男性欺詐行為更加氾濫?男性欺詐的百分比是否取決於其他因素,如國籍、終身職位和資助情況?然而,所有這些因素可能不如可能的解決方案重要。作者指出,目前的倫理課程主要針對學生和博士後,而研究中絕大多數欺詐性教職員工表明,更需要對教授進行研究和出版倫理方面的指導。資料似乎表明,終身職位和穩定的學術工作可能會伴隨某種行為的鬆懈。與此同時,這些發現可能再次揭示了激烈的壓力和資金爭奪,這些壓力和爭奪常常誘使學術科學家偏離正道。最終,像這樣的研究可能會更多地關注我們當前學術研究系統的功能失調方面,而不僅僅是性別偏見。
男性在從事科學不端行為的生命科學研究人員中比例過高
費裡克·C·方、瓊·W·貝內特和阿圖羅·卡薩德瓦爾,《mBio》,4, 1, e0064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