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醫生不應因安慰劑效應感到尷尬,而應擁抱它,作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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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於《大眾科學》的前部落格網路,反映了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眾科學》的觀點


布朗大學和塔夫茨大學精神病學教授沃爾特·布朗在 1990 年代中期首次引起了我的注意,當時我正在研究我 1996 年 12 月發表在《大眾科學》上的文章《為何弗洛伊德沒有消亡》,該文討論了精神病學缺乏進展的問題。我的研究使我相信,安慰劑效應(我在此處此處撰寫過)解釋了心理療法和抑鬱症藥物治療的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益處。布朗提議精神科醫生為輕度和中度抑鬱症患者開安慰劑,這引起了他的同事們的強烈反對,他在 1998 年發表在《大眾科學》上的文章中再次討論了這個話題。在他的新書《臨床實踐中的安慰劑效應》(牛津大學出版社)中,他更深入地探討了安慰劑效應對精神病學和醫學其他領域的影響,我強烈推薦這本書。我最近採訪了布朗

霍根:自從亨利·比徹 1955 年的里程碑式著作《強大的安慰劑》問世以來,我們對安慰劑效應有了哪些瞭解?

布朗:比徹的論文使安慰劑效應廣為人知,他關於安慰劑效應普遍存在的總體主張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他還提出,在各種情況下都存在恆定的安慰劑反應。他提出的數字是 35.2% 的人在使用安慰劑後病情有所好轉。但從那時起,由於進行了數千次安慰劑對照臨床試驗,我們瞭解到,有些疾病對安慰劑的反應遠高於其他疾病。即使在疼痛綜合徵中(在大多數情況下,疼痛綜合徵表現出強大的安慰劑效應),也存在差異:例如,術後疼痛似乎比偏頭痛對安慰劑更敏感。大約 40% 的輕度至中度抑鬱症患者在使用安慰劑後病情有所好轉,而強迫症患者只有 10-20% 的人病情有所好轉。腸易激綜合徵對安慰劑的反應非常強烈——大約 40% 的人使用安慰劑後病情有所好轉——而慢性疲勞綜合徵患者只有大約 20% 的人在使用安慰劑後病情有所好轉。(我在我的書的“變異”一章中介紹了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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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徹以來,基於實驗室和臨床的研究已經確定了安慰劑效應背後的一些機制。期望是研究最廣泛的機制。嚴謹設計和控制的實驗室研究以及臨床研究都表明,人們對治療的預期對人們的實際體驗具有深刻的影響。在過去十年中,許多研究表明,當人們接受安慰劑但認為自己正在接受藥物治療時,他們會經歷與活性藥物相同的某些大腦變化。(我在關於期望的一章中詳細介紹了這些內容)。期望對安慰劑和其他治療反應的影響似乎取決於一種基本的心理生物學過程(無論這意味著什麼)。在過去的 60 年裡,我們還了解了條件反射在安慰劑效應中的作用,以及——我特別感興趣的——治療情況和醫患關係中的某些要素在產生安慰劑效應中的作用。

霍根:臨床試驗是否消除了人們對許多現代醫療方法(在發揮作用時)利用安慰劑效應的擔憂?

布朗:雖然藥物需要透過對照臨床試驗證明其療效才能獲得 FDA 批准,但許多廣泛使用的治療方法並未經過臨床試驗,包括心理療法、外科手術和所有替代療法。一旦藥物獲得 FDA 批准,就可以以所謂的“標籤外”方式用於任何疾病,包括那些在導致批准的臨床試驗中未研究過的疾病。大多數藥物經常“標籤外”用於其療效尚未經過仔細研究或根本未研究過的疾病。即使是安慰劑對照試驗也不能保證看起來不錯的藥物並非從安慰劑效應中獲益;雙盲臨床試驗並非真正雙盲。儘管它們旨在消除因瞭解提供的是藥物還是安慰劑而產生的偏見,但幾乎總是進行試驗的研究人員會因副作用而知道誰在接受什麼。

安慰劑效應繼續頻繁地被誤認為是治療效果,這令人擔憂。僅舉一個例子,椎體成形術(將骨水泥注入骨折的椎骨)從 1990 年代初到本世紀的頭十年一直被廣泛用作治療椎體骨折的方法,直到一項對照試驗表明,假手術(安慰劑)程式(未注入任何東西)在減輕疼痛和殘疾方面同樣有效。(我在第一章中討論了這項特殊的研究)

霍根:您是否擔心提高患者對安慰劑的認識會削弱患者對現代醫學的信任?

布朗:這可能會讓人們懷疑他們的病情好轉是否“僅僅”是安慰劑效應,以及他們接受的治療是否“真的”有效。但我相信,大多數人信任自己的醫生(即使不信任一般的醫生),並且會相信他們的醫生告訴他們的關於治療固有有效性的資訊。

霍根:為什麼您的書如此關注精神病學?

布朗:我最初寫這本書的想法是隻關注精神健康中的安慰劑效應。但當我開始進行研究和寫作時,我決定更廣泛地看待安慰劑效應,並超越精神疾病,走向更廣闊的醫學領域。對精神病學的關注部分源於本書的最初動力。我還關注精神病學,因為我自己對安慰劑效應的研究一直集中在抑鬱症方面,而安慰劑效應研究最多的疾病可能就是抑鬱症。我們從抑鬱症中的安慰劑效應中學到的很多東西也揭示了其他疾病中的安慰劑效應。許多精神疾病對安慰劑的反應也很強烈。此外,心理療法與安慰劑治療有很多共同之處;兩者之間的關係存在爭議,我想解決這個問題。最後,雖然我相信安慰劑效應與所有疾病和治療都相關,但作為一名精神科醫生,我的專長和興趣主要在於精神病學。

霍根:安慰劑效應對精神病學有何影響?鑑於許多精神科藥物的副作用,精神科醫生是否應該更頻繁地為精神障礙患者開安慰劑治療?

布朗:鑑於安慰劑的改善率很高(接近藥物的改善率),在某些精神疾病(如輕度至中度抑鬱症和驚恐障礙)中,以及藥物的副作用和費用,我認為精神科醫生在某些情況下開安慰劑治療是有道理的。安慰劑可以是純安慰劑(即糖丸),也可以是用於促進安慰劑效應的無毒替代療法。我在最後一章詳細介紹瞭如何進行此操作以及倫理和臨床意義。同樣重要的是,精神科醫生和所有醫療專業人員都應應用已知的關於調動安慰劑以增強所有治療益處的知識。

霍根:您是否同意傑羅姆·弗蘭克[心理療法療效的著名研究者]的觀點,即心理治療師就像薩滿和信仰治療師一樣,只是在利用安慰劑效應?

布朗:我不會說“僅僅”;安慰劑效應可能非常強大,利用它並非微不足道的干預。但我同意傑羅姆·弗蘭克的觀點,即心理治療師、薩滿和信仰治療師之所以能取得成就,是因為他們提供了治療的共同因素——治療權威的存在、治療儀式、康復的期望等等——這些因素也存在於安慰劑治療中,促進安慰劑效應,並且可能是所有心理療法的活性成分。

霍根:您關於精神病學中安慰劑效應的文章是否給您帶來過其他精神科醫生的麻煩?

布朗:1994 年,《神經精神藥理學》雜誌發表了一篇論文,我在論文中提出,在某些情況下,抑鬱症應使用安慰劑治療。論文發表後,三位精神科醫生、兩位心理學家和一位內科醫生應邀發表了評論。除內科醫生外,所有人都對這個想法感到震驚——這是不負責任的、不道德的、危險的等等。我猜想,一些精神科醫生會反對我所說的心理療法和安慰劑之間的共性,而另一些人會反對並且已經反對我對安慰劑和藥物治療輕度至中度抑鬱症的結果相似性的立場。唉。

圖片來源:medindi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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