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身教職之路上的麻木、脆弱、壓迫與特權

在對今年普渡大學女性終身教職預備會議的早期反思中,我一直在思考上週我看的路易·C·K的這段採訪: 以及我們在週五會議上看的布琳·布朗的這段TED演講:我必須與自己作鬥爭,才能不透過食物、社交媒體或電視來麻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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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今年普渡大學女性終身教職預備會議的早期反思中,我一直在思考上週我看的路易·C·K的這段採訪

以及我們在週五會議上看的布琳·布朗的這段TED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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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與自己作鬥爭,才能不透過食物、社交媒體或電視來麻木自己。而且我必須與自己作鬥爭,才能在不總是鼓勵人們做真實的自己的學術氛圍中,在他人面前表現出一些脆弱。

我想我忍不住要思考這兩件事。我想知道,作為一名擁有常春藤盟校學位和終身教職的白人中產階級,我的特權在多大程度上讓我更容易對抗那種想要麻木自己的衝動,以及這種特權在多大程度上讓我更容易展現脆弱。刻板印象威脅——即擔心自己會證實與自己身份相關的刻板印象——當然會籠罩著我,作為一個女人,當我表現出脆弱時。隨著我年齡的增長,我也知道,情緒或脆弱的流露會讓我更容易被拋棄或被視為歇斯底里,因為一旦我不再被性化,我就會變得更加隱形,如果我選擇順從和母性化,這種情況也不會減少。

但是,我的白人身份,以及我處於終身教職而非博士後或臨時教員的地位,讓我有很大的空間來表達我的全部情緒,而不會有太多的刻板印象威脅後果。想想看,與黑人女性或男性相比,我表達憤怒要安全得多。或者,與一名臨時教員相比,我可以多麼輕鬆地因為孩子生病而取消一堂課。

作為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且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同時又身為女性,並且明確處於工作的“試用期”,這創造了一種非常有趣的壓迫和特權經歷的混合。我只能希望,那些擁有這些良好特權的人能夠繼續思考,作為那些沒有這些特權的人的盟友意味著什麼。

I am Dr. Kate Clancy, Assistant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On top of being an academic, I am a mother, a wife, an athlete, a labor activist, a sister, and a daughter. My beautiful blog banner was made by Jacqueline Dillard. Context and variation together help us understand humans (and any other species) as complicated. But they also help to show us that biology is not immutable, that it does not define us from the moment of our birth. Rather, our environment pushes and pulls our genes into different reaction norms that help us predict behavior and physiology. But, as humans make our environments, we have the ability to change the very things that change us. We often have more control over our biology than we may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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