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發現評判科學家之危險

研究人員追隨真理的方向,但研究表明個人為此付出的代價

今年早些時候,由斯文·卡爾森博士領導的研究團隊發表了關於人類智力成因的最大規模研究。他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模式:聚焦於算術和語言測試,基因可以預測超過26%的人的反應。具體來說,擁有4-GTTLR基因長等位基因的個體在算術、心理旋轉和語義記憶任務中比擁有該基因短等位基因的個體答對更多。相比之下,教育僅解釋了4%的人的反應。在描述這項工作時,卡爾森寫道:“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有趣的結果!我們的發現表明,與某些先前的假設相反,基本認知能力——心理旋轉、數學和語言——確實具有很強的遺傳成分。成年期的智力似乎由生命早期的基因預測……諸如教育和努力之類的因素在考慮了基因的作用後,作用很小。”

你對上面的描述有何反應?希望你還沒有在推特上發表評論:這完全是虛構的。

智力的遺傳基礎是一個在政治上充滿爭議的科學觀點,你可能在閱讀關於虛構的卡爾森博士之前就已經形成了觀點。你可能認為基因在塑造所有特質(包括智力)方面顯然起著重要作用。或者你可能認為與社會化和學習相比,基因的作用微不足道。你接受上述研究簡短摘要的真實程度可能取決於這些既有的信念。如果這些發現與你的信念一致,你可能很快就接受了它的真實性。如果不一致,那麼你可能會傾向於直接否定這個發現,或者深入研究文章,找出方法或分析中的某些不合格的錯誤。這些都是心理學家幾十年來已知曉的反應。動機推理、確認偏差、選擇性注意。我們配備了一系列心理過程,這些過程可以使我們免受與我們的世界觀和信念相悖的資訊的威脅,並吸引我們去接受與我們的信念一致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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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裡有一個尚未被問及的問題:聽到有爭議的研究結果如何影響你對研究人員的看法?換句話說,如果你要猜測卡爾森博士的意識形態傾向,你會往哪個方向猜測?那些報告性慾方面存在顯著性別差異的科學家的意識形態傾向又如何?或者那些報告全球平均氣溫迅速上升的科學家呢?我們是否根據科學家的研究結果來推斷他們的動機和意識形態?

這正是里約熱內盧天主教宗座大學的伊瓦爾·漢尼凱寧博士在新論文中著手測試的。他進行了三項研究,向參與者展示了一系列關於政治敏感研究問題的虛構科學實驗。關於卡爾森博士研究的開頭描述就是其中一項虛構研究。

這些研究具有相同的實驗結構:兩位科學家進行相同的研究,但發現的結果相反。一組參與者閱讀對研究的描述,其中結果指向內在原因(例如,遺傳、激素、神經化學)在決定行為方面的重要性;另一組參與者閱讀關於一項相同研究的描述,其中結果指向外在原因(例如,教育、社會化、營養)的重要性。然後,所有參與者都被問及有關該科學家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問題。例如,卡爾森博士是否同意“應平等對待個人和社會群體,而不論其能力如何”,或者是否同意“考慮到某些人與生俱來的天賦,應將他們視為優於他人”?

如果參與者將科學視為客觀的探究過程,那麼研究結果根本不應影響我們對研究人員價值觀的看法。實驗問題可以得出這樣或那樣的結果,這與科學家的期望無關。但是,如果我們認為科學是為了支援個人的意識形態信仰而對證據進行有偏見的追求,那麼我們可能會從研究人員的結果中推斷出他們的價值觀:卡爾森博士不相信社會平等!看看他的資料就知道了!

在這三項研究中,如果證據表明外在因素比內在因素更能塑造行為,則參與者會將科學家歸因為更平等的觀點。這一結果適用於智力研究、交配策略中的性別差異和攻擊性領域。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參與者認為科學家的研究結果改變了他們的規範性信念。卡爾森博士可能會因為發現智力的遺傳基礎而相信存在天生優越的人。但這並不是資料顯示的結果。相反,結果支援“價值驅動的科學”的觀點,即研究人員證明特定立場的願望塑造了他們研究結果的性質。我們傾向於認為科學研究結果為我們提供了了解科學家意識形態的視窗。

這是一種對科學的黯淡而危險的看法,而且無疑助長了該領域日益加劇的政治化。如果與我們偏好的世界觀不一致的研究結果可以被視為身穿實驗服的空想家的工作,那麼對研究的反應將日益兩極分化。實證真相準確地告知我們觀點的可能性逐漸消失,我們發現真相的方式的共同理解被破壞。如果我們根據研究結果來確定我們的信任程度,而不是根據獲得這些結果的方法,那麼科學就變成我們偏見的滋生地,而不是解藥。

關於科學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受到價值驅動,存在合理的擔憂。  證據表明,科學家可以將他們的價值觀融入他們測試的假設型別以及他們用來測試這些假設的方法中。更令人擔憂的是,如果科學家認為公眾會根據他們的資料來評判他們的性格,他們可能會不願意發表有爭議的發現。有些人指出了這些擔憂,主張在學術界實行更大的意識形態異質性,似乎科學要重新獲得公眾信任所需做的就是用各種意識形態扭曲來平衡一種意識形態扭曲。但是漢尼凱寧博士的工作也可以被解釋為對這種方法的警告:將科學與意識形態混合會促進對科學研究結果客觀性以及科學家的普遍不信任。解決方案應側重於促進能夠在方法中實現更大客觀性和透明度的進步。將批判性關注點從結果轉移到方法將扼殺價值驅動的研究的機會,從而創造一種所有型別的結果都可能發生,所有型別的科學家都受到歡迎的智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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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carlo Valdesolo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hair of Psychology at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and co-author of the book Out of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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