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豚互相命名,它們透過咔噠聲和口哨聲交流它們的生活或鯊魚和人類帶來的危險。它們還將有用的知識片段從母親傳給孩子,例如如何捕魚或如何逃跑。然而,如果它們擁有與我們相同意義上的語言,它們不僅會傳遞少量的資訊,還會將這些資訊彙集成關於世界的廣泛知識體系。經過幾代人的積累,基於兩個、三個或多個組成部分的巧妙實踐、複雜知識和技術將會發展起來。海豚將擁有歷史——有了歷史,它們將瞭解其他海豚群體的旅程和想法,任何一個個體都可以從幾百年前的另一個個體那裡繼承一段語言,比如一個故事或一首詩。那隻海豚將透過語言,被另一隻海豚的智慧所觸動,而那隻海豚在其他方面早已逝去。
只有人類才能完成這種壯觀的時間旅行壯舉,正如只有人類才能穿透平流層或烤草莓奶油蛋糕一樣。因為我們擁有語言,所以我們擁有現代技術、文化、藝術和科學探究。我們有能力提出諸如“為什麼語言是人類獨有的?”這樣的問題。儘管我們在學習說話或手語時繼承了累積的天賦,但我們尚未找到一個好的答案。但是,一個由大腦科學家、語言學家、動物研究人員和遺傳學家組成的多樣化團隊正在著手解決這個問題——因此,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真正的理解。
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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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語言被認為是人類獨有的。但是,試圖弄清楚究竟如何以及為什麼會這樣,卻出奇地成為禁忌。在19世紀60年代,巴黎語言學會禁止討論語言的進化,倫敦語文學會在19世紀70年代也禁止了它。他們可能想要遏制不科學的推測,或者這可能是一項政治舉動——無論如何,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對這個話題的緊張不安。諾姆·喬姆斯基是麻省理工學院極具影響力的語言學家,幾十年來,他一直對語言進化相當不感興趣,他的態度對該領域產生了寒蟬效應。在1990年代初期,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參加一個本科語言學課程時,我問我的講師語言是如何進化的。我被告知語言學家不問這個問題,因為它實際上不可能回答。
幸運的是,僅僅幾年後,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開始認真地研究這個問題。早期對語言進化的嚴肅研究揭示了一個令人困惑的悖論:語言顯然、明顯地、是人類獨有的。它由極其複雜的相互關聯的規則集組成,這些規則用於組合聲音、單詞和句子以創造意義。如果其他動物擁有相同的系統,我們很可能會認出來。問題是,在花費了相當長的時間並採用了廣泛的方法後,我們似乎無法在自身中找到任何獨特之處——無論是在人類基因組還是在人腦中——來解釋語言。
可以肯定的是,我們已經發現了對人類獨有且對語言很重要的生物特徵。例如,人類是唯一能夠自願控制喉部的靈長類動物:這使我們面臨窒息的風險,但也使我們能夠清晰地發音。但是,似乎為語言設計的裝置永遠無法完全解釋其巨大的複雜性和實用性。
悖論似乎越來越不在於語言本身,而在於我們看待語言的方式。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沉迷於一種突然的、爆炸性的轉變的想法,這種轉變將僅僅是猿類變成了我們。變態的想法與一系列同樣戲劇性的想法並行不悖。例如:語言是一種完全獨立的特徵,與其他型別的精神活動幾乎沒有共同之處;語言是改變一切的進化適應;語言被寫入了人類的DNA。我們一直在尋找一個關鍵的生物事件,該事件在大約5萬年前將複雜的語言帶入了存在。
來自遺傳學、認知科學和腦科學的發現現在正匯聚在一個不同的地方。看起來語言不是一種卓越的適應。它也沒有編碼在人類基因組中,也不是我們優越的人類大腦的必然產物。相反,語言是從一系列能力平臺上發展出來的,其中一些能力非常古老,與其他動物共享,只有一些能力是比較現代的。
與動物對話
動物研究人員首先挑戰了將語言定義為人類獨有屬性的觀點。正如比較心理學家海蒂·林恩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真正確定人類語言獨一無二的唯一方法是探索其他動物的能力。有趣的是,幾乎每次研究人員提出人類可以做某些其他動物不能做的事情,因為人類擁有語言時,研究都表明,一些動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在某些時候做到這些事情。
以手勢為例。有些是個人化的,但許多是我們的語言社群甚至所有人類共有的。很明顯,語言是作為一種交流系統的一部分進化而來的,手勢也在其中發揮作用。但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工作表明,黑猩猩也會以有意義的方式做手勢。邁克爾·托馬塞洛,現任德國萊比錫馬克斯·普朗克進化人類學研究所的名譽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已經表明,所有種類的類人猿都會等到它們引起另一隻猿的注意後才會發出訊號,並且它們會重複沒有得到它們想要的回應的手勢。黑猩猩拍打地面或拍手以引起注意——就像一個好鬥的人類可能會舉起拳頭一樣,它們會轉動頭頂上的手臂(通常是攻擊的前奏)作為對競爭對手的警告。
即便如此,托馬塞洛的實驗室發現,猿類非常不擅長理解人類指示物體位置等資訊的指向手勢。指向——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完全理解它的能力——是否代表了語言進化中的關鍵一步?這一說法讓林恩感到荒謬,她曾與倭黑猩猩一起工作,這些倭黑猩猩現在在猿類認知和保護倡議組織。她說:“我的猿類一直都理解我指向的東西。”但是,當她在埃默裡大學耶克斯國家靈長類動物研究中心用黑猩猩進行指向實驗時,她驚訝地發現那裡的猿類根本不太理解她的指向。然後她回到她實驗室裡的倭黑猩猩那裡並對它們進行了測試。它們都理解了。
著名的非洲灰鸚鵡亞歷克斯可以識別並命名大約100種不同的物體,以及它們的顏色、紋理和形狀,並且可以透過諸如“想回去”之類的句子來表達他的願望和意圖。黑猩猩也可以被教會使用人類語言。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林恩得出結論,指向猿和非指向猿之間的差異與生物學無關。倭黑猩猩被教導使用簡單的視覺符號與人類交流;黑猩猩沒有。“是那些沒有以同樣方式接觸過人類的猿類無法理解指向,”她解釋說。
據林恩說,倭黑猩猩是由人類教導的事實已被用來駁斥它們的能力,就好像它們受到了某種汙染一樣。對鸚鵡、海豚和其他動物的語言研究也因同樣的原因而被否定。但是林恩認為,由人類訓練的動物提供了寶貴的見解。如果具有不同大腦和不同身體的生物可以學習一些類似人類的溝通技巧,這意味著語言不應被定義為完全是人類的,並且與動物世界的其他部分脫節。此外,雖然語言可能受到生物學的影響,但它不一定由生物學決定。對於倭黑猩猩來說,是文化,而不是生物學,造成了關鍵的差異。

來源:“語言結構起源中的文化與生物學”,西蒙·柯比著,載於《心理學公報與評論》,第24卷,第1期;2017年2月;圖表作者:Federica Fragapane
基因密碼
以前被認為是人類語言獨有的一部分的能力清單實際上很長。它包括語言的各個部分,例如單詞。綠猴使用類似單詞的警報呼叫來發出特定型別的危險訊號。另一個關鍵方面是結構。因為我們有句法,所以我們可以產生無限數量的新句子和含義,並且我們可以理解我們從未聽過的句子。然而,斑胸草雀的歌曲中具有複雜的結構,海豚可以理解詞序的差異,甚至一些野生猴子似乎也使用一種型別的呼叫來修飾另一種。該清單延伸到認知型別,例如心理理論,即推斷他人心理狀態的能力。海豚和黑猩猩都非常擅長猜測對話者的意圖。甚至是被認為獨有的數字思維能力也變得無關緊要——蜜蜂可以理解零的概念,蜜蜂和恆河猴可以數到四,據報道,在中國用於捕魚的鸕鷀可以數到七。
該清單包括基因。著名的FOXP2基因,曾經被稱為語言基因,確實是一個影響語言的基因——當它發生突變時,它會擾亂髮音——但它也發揮其他作用。沒有簡單的方法來梳理出不同的影響。荷蘭奈梅亨馬克斯·普朗克心理語言學研究所的遺傳學家西蒙·費舍爾說,基因對於理解語言是如何進化的至關重要,但“我們必須考慮基因的作用。”為了非常簡要地說明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基因編碼蛋白質,蛋白質然後影響細胞,細胞可能是形成神經迴路的腦細胞,正是這些迴路負責行為。“可能存在一個基因網路,對句法處理或熟練地說話很重要,”費舍爾解釋說,“但不會有一個單一的基因可以神奇地編碼一套能力。”
不再完全獨特的人類特徵清單也包括大腦機制。我們正在瞭解到,神經迴路可以發展出多種用途。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一些語言學習的神經迴路也可能用於記憶列表或獲得複雜的技能,例如學習如何駕駛。果不其然,動物版本的相同迴路被用來解決類似的問題,例如,在老鼠中,導航迷宮。
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認知神經科學家邁克爾·阿比卜指出,人類創造了“一個物質和精神世界,其複雜性日益增加”——然而,無論孩子出生在有蒸汽火車的世界還是有iPhone的世界,他或她都可以在沒有生物學改變的情況下掌握其中的一部分。“據我們所知,”阿比卜說,“地球上唯一能做到這一點的腦型別是人腦。”然而,他強調,大腦只是一個複雜系統的一部分,其中包括身體:“如果海豚有手,也許它們可以進化出那個世界。”
的確,理解人類世界不僅需要身體中的大腦,還需要一群大腦作為人類社會世界的一部分進行互動。阿比卜將此稱為EvoDevoSocio方法。生物進化影響個體的發展和學習,個體學習塑造文化的進化;反過來,學習可以被文化塑造。要理解語言,必須將人腦視為這些系統的一部分。阿比卜說,語言的進化是多因果的。沒有一個開關被撥動:有很多開關。而且它不是一下子發生的,而是花費了大量的時間。
文化革命
文化也對愛丁堡大學語言進化中心主任、認知科學家西蒙·柯比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一開始,柯比就對這樣一個想法著迷:語言不僅是我們從他人那裡學到的東西,而且是代代相傳的東西。反覆學習的行為對語言本身有什麼影響?
柯比著手透過設計一種全新的探索語言進化的方法來測試這個問題。他沒有研究動物或人類,而是構建了說話者的數字模型,稱為代理,並給它們輸入雜亂無章的隨機語言字串。他的人工智慧代理必須從其他代理那裡學習語言,但隨後它們也必須教其他代理語言。然後,柯比滾動了數代學習者和教師,以瞭解語言可能如何變化。他將這項任務比作電話遊戲,其中訊息從一個人傳遞到下一個人,依此類推,最終訊息通常與原始訊息大相徑庭。
柯比發現,他的數字代理傾向於在其輸出中產生比其輸入中接收到的更多的結構。即使他最初給它們的語言字串是隨機的,有時偶然地,一個字串可能看起來略微有序。至關重要的是,代理們注意到了這種結構,並將其概括化。“學習者,如果你願意的話,在他們的輸入中幻覺出結構,”柯比說。在看到原本沒有結構的地方存在結構之後,代理們然後在他們所說的話中再現了更多的結構。
柯比指出,這些變化可能非常微小,但經過幾代人,“這個過程會滾雪球”。令人興奮的是,不僅代理的語言在許多代之後開始看起來越來越結構化,而且出現的結構型別看起來也像是自然人類語言中發生的結構的簡單版本。隨後,柯比嘗試了各種不同的模型,並給它們提供了不同種類的資料,但他發現“語言結構的累積累積似乎總是發生,無論我們如何構建模型。”正是反覆學習的熔爐創造了語言本身。
現在,柯比正在透過讓人們甚至動物重複他們學到的東西,在現實生活中重新建立他的數字實驗。他發現結構確實以這種方式進化。這一發現更令人興奮的意義之一是,它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我們永遠無法確定正確的單一基因或突變或大腦回路來解釋語言:它根本不存在。語言似乎是從生物學、個體學習以及語言從一個個體到另一個個體的傳播的結合中產生的。這三個系統以完全不同的時間尺度執行,但當它們相互鎖定在一起時,就會發生一些非凡的事情:語言誕生了。
自從語言進化領域活躍以來,在短短的時間內,研究人員可能尚未達到聖盃:一個解釋語言的明確事件。但他們的工作使這種追求變得有些無關緊要。可以肯定的是,語言可能是地球上最獨特的生物特徵。但它比任何人可能預測的都更加脆弱、偶然和偶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