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機密解釋了“影子政府”陰謀論的起源

在今天與虛假資訊的鬥爭中,人們常常忽視現代陰謀論源於國家機密過度的事實

Man lurking behind the American flag, peeking out from and parting the red and white stripes like blinds on a window

從否認選舉到匿名者Q,我們這個虛假資訊時代的起源常常被忽視。這太糟糕了,因為揭開一種流行的陰謀論——關於“影子政府”的陰謀論——根源,或許能揭示一些關於如今正在侵蝕美國政治的犬儒主義的重要資訊。

在美國,關於一個由未經選舉產生的官員組成的影子政府秘密操縱美國政府的想法,被廣泛相信。一項2018年的民意調查甚至聲稱,大多數美國選民都相信這一理論。這絕非邊緣現象。美國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公眾輿論都因焦慮而四分五裂,而唐納德·特朗普的宣告則表達了這種焦慮:“要麼影子政府摧毀美國,要麼我們摧毀影子政府,”他在2023年3月在德克薩斯州韋科的一次集會上說。這並非新鮮事。作為總統,他經常使用這個詞,通常是為了譴責來自美國情報界的舉報人和洩密者。許多1月6日國會大廈暴亂者都受到了匿名者Q陰謀論的啟發,這些理論聲稱影子政府正在努力破壞特朗普總統並背叛選民。如果他贏得今年11月的選舉,特朗普已承諾透過剝奪數千名聯邦僱員的公務員保護,允許解散影子政府,讓他們可以隨意解僱

今天匿名者Q式的犬儒主義,將聯邦政府視為影子政府的複雜空想性錯覺,其起源在於公眾對冷戰時期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的合理擔憂。瞭解這段歷史為今天的陰謀文化問題提供了一些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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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情報局1961年入侵古巴的災難性的豬灣事件之前,美國媒體有意識地避免討論美國的秘密行動:“[我們]遺漏了我們所知的關於美國干預瓜地馬拉和其他各種情況的大量資訊,”《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社長詹姆斯·賴斯頓在1954年指出。結果,中央情報局的許多最重要的行動逃脫了公眾的問責。

在瞭解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這些秘密干預行動時,公眾敏銳地意識到純粹防禦性外交政策的官方敘事與這些先前秘密的進攻行動的現實之間的差距。這種意識使許多人開始質疑是誰在監督美國的外交政策。是他們選舉產生的公共代表,還是秘密的情報官員?

這個時代提出這個問題的最有影響力的書籍之一是新聞記者大衛·懷斯和托馬斯·羅斯於1964年撰寫的《看不見的政府》。他們以一個鮮明的宣告開啟了他們的敘述:“今天美國有兩個政府。一個是可見的。另一個是看不見的。”然後,他們闡述了他們的論點,即中央情報局有時會在民選官員的職權範圍之外行事,而且這種秘密行動不僅僅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工具,而且還積極地塑造了外交政策。儘管他們的論點比許多當代影子政府陰謀論的傳播者更加細緻入微和狹隘,但他們的書提供了語言和敘事工具,最終將擴散到美國社會對官方,特別是對美國情報界的廣泛懷疑中。

然而,使用“陰謀論”這個詞本身,既有可能不公平地誤解懷斯和羅斯最初的論點,也有可能輕視“影子政府”今天在美國政治想象中擁有的強大影響力。早期試圖理解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所著名描述的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偏執風格”的嘗試,都帶有貶義色彩地使用了這個詞。他們將政治偏執病態化為一種非理性的和危險的,偏離了他們認為構成美國民主制度特徵的妥協和共識的通常政治。

但是今天,偏執風格已經變得主流,並且它已經滲透到霍夫斯塔特試圖捍衛的民主政治機構本身。那麼,公眾對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的擔憂是如何演變成今天構成對影子政府信仰特徵的對政府官員的全面犬儒主義的呢?《看不見的政府》出版於揭露秘密國家活動和政府欺騙的時代的開端。1967年,《Ramparts》雜誌揭露中央情報局秘密資助全國學生協會,試圖在自由主義和反共的方向上影響新興的國際學生運動。1971年,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向媒體提供了關於越南戰爭的秘密五角大樓歷史,該歷史揭示了連續四屆政府在越南戰爭中美國的作用以及勝利的可能性方面欺騙了美國人民。1974年12月,就在尼克松總統因水門事件(本身就是關於政府保密和欺騙的醜聞)辭職幾個月後,《紐約時報》記者西摩·赫什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內容是關於一些最具爭議的中央情報局行動,導致對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活動進行了三項獨立的官方調查。

透過這種持續不斷的揭露資訊的鼓點,《看不見的政府》呈現出新的含義,許多人開始相信秘密國家正在侵蝕美國民主的根基。1967年,關於《Ramparts》雜誌揭露的醜聞的赫布洛克漫畫《愛麗絲夢遊仙境》中的白兔為特色,其大腿上紋有“CIA”字樣,在“美國信譽”和“學校和基金會的正直”的雙重支柱下鑽洞,愛麗絲則跌入了“秘密活動”的兔子洞。

這些對國家機密和欺騙的揭露,加上“看不見的政府”的敘事,也為關於肯尼迪總統之死的陰謀論提供了可信度,特別是中央情報局在其中扮演了角色的流行觀點。《看不見的政府》在這裡直接產生了影響。在1960年代後期,新奧爾良地區檢察官吉姆·加里森起訴克萊·肖謀殺肯尼迪,指控中央情報局參與其中。加里森在研究他的起訴時大量借鑑《看不見的政府》。他的案件很薄弱,陪審團在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內就宣判了“無罪”的裁決。但後來,好萊塢導演奧利弗·斯通在他的1991年大片《JFK》中普及了這次審判。在電影的結局中,由凱文·科斯特納扮演的熱淚盈眶的加里森向陪審團發表了他的結案陳詞:“什麼‘國家安全’,”他問他們,“允許從美國人民手中奪走基本權力,並證實美國看不見的政府的崛起?”(強調部分為後加)這部電影對中央情報局造成了難以置信的損害,並幫助說服該機構在其公共關係方面變得更加積極主動。

今天,像特朗普這樣的民粹主義政治家對“影子政府”的運用,挖掘了美國社會中民眾普遍懷疑的豐富脈絡,這種懷疑部分源於過度的國家機密和官方欺騙。自霍夫斯塔特以來,我們傾向於將對陰謀論的信仰理解為一種精神病。在這樣做時,我們帶有貶義色彩地將目光集中在傾向於相信這些理論的“一籃子可悲之人”身上,而忽略了最初產生這些普遍焦慮的官方來源和政府政策。

這是一篇觀點和分析文章,作者或作者表達的觀點不一定代表《大眾科學》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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