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來,大眾媒體一直在報道關於“科學戰爭”的頭條新聞。記者們注意到,聯邦政府對研究的資助正在減少,旨在破壞氣候科學的運動吸引了數億美元的資金,而且政客們經常拒絕科學家們一致接受的研究結果。但是,上週末一個由學者組成的小組辯論說,在很大程度上不應將這些厭惡性運動稱為戰爭,其中兩位歷史學家甚至批評那些接受這種觀點的科學家,認為他們脫離了公眾的擔憂。
當然,反對轉基因作物、兒童必需的疫苗接種和氣候科學的人們在最近變得更加大聲和有組織。但是,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科學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羅伯塔·米爾斯坦說,反對者通常生活在不同的陣營中,並且抗議單一的問題,而不是整個科學。她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美國科學促進會年會上的一個座無虛席的小組會議上發言。所有發言人都主張建立一個科學知識豐富的公民群體和公共政策,並且大多數人都不鼓勵廣泛使用以戰鬥為主題的言論。
米爾斯坦是和平主義者。“我所主張的是,不存在科學戰爭。”或者說,也許存在科學戰爭,但稱其為戰爭是“適得其反的”。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訂閱我們的服務,以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當今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密歇根州立大學的科學歷史學家馬克·拉金特是小組的另一位成員,他採訪了許多拒絕為孩子完全接種疫苗的父母,他進一步闡述了這個論點。他說,科學家們應該轉變他們所處的困境,並承認他們對各種社會領域擁有巨大的權力。拉金特說,今天的科學家是“一群地位非常優越的人”。“你們受人尊敬。你們擁有比任何其他群體都更多的文化和社會權威,除了非常富有的人。”他認為,防禦性的姿態歪曲了科學的影響力,並可能疏遠那些已經不信任疫苗或其他與社會相關的發現的人們。
作為他觀點的進一步證據,他在早先的新聞釋出會上指出,反對轉基因生物、疫苗和氣候變化研究結果的人們常常試圖利用科學研究來支援自己的主張,即使這些研究被廣泛認為是有缺陷的或偽造的。即使利用虛假的科學來支援他們,也表明他們反對的是具體問題,而不是整個科學。
米爾斯坦補充說,在許多情況下,關於特定科學衝突的雙方可能在基本事實上達成一致。拉金特的疫苗反對者受過高等教育,對科學有相當的瞭解,並且信任醫生。分歧可能出現在對特定發現、事件或風險宣告的解釋上。在其他情況下,反對科學可靠立場的人可能感到自己的聲音被忽視了,邀請他們表達不滿可以緩解一場激烈的戰鬥。“你不能只是向人們丟擲更多的資料和資訊,”米爾斯坦說。“這行不通。你沒有在人們所處的位置上與他們溝通。這裡存在脫節。”
拉金特同意。質疑或拒絕為孩子接種疫苗的父母感到焦慮,並對直接影響他們家庭的事情感到無能為力。拉金特說,試圖說服這些父母接受疫苗是安全的醫學共識的努力往往會失敗。在某些情況下,此類對話會加劇對疫苗的抵制。
俄勒岡州立大學林業教授史蒂夫·施特勞斯是小組的另一位成員,他以更尖銳的語氣概述了針對轉基因作物日益增長的運動的簡史。他指出,基因改造技術已經產生了耐除草劑和抗蟲作物,提高了作物產量,並減少了農業工人和特別是農業社群的人們接觸危險且通常具有致癌性的農藥的機會。這項技術還促進了強化作物的開發,這些作物可以為世界上7.95億長期營養不良的人提供傳統技術無法提供的營養。現在,雜貨店貨架上的許多產品長期以來都是用轉基因穀物製成的。
然而,“非轉基因專案認證”標籤裝飾著美國雜貨店銷售的許多加工食品的包裝,據全食超市研究顯示,2014年有超過22000種產品聲稱如此。類似的標籤在其他幾十個國家也在使用。因此,儘管數百項獨立研究發現,轉基因食品的風險並不比其他食品高,但轉基因作物和食品現在在一些消費者心中帶有汙名。
反轉基因活動可能會產生寒蟬效應,阻止產品的研究,從而阻止它們到達可以從中受益的消費者手中,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施特勞斯說:“這對於我們這些制定了許多關於全球食品系統規則的發達國家來說,確實是一個道德問題。”“當爭議扭曲科學或剝奪社會非常重要的利益時,科學應該採取行動。”
施特勞斯說,透過讓新的農業技術更直接地為公眾服務,而不是將大公司或政府法規放在首位,就可以消除不信任。“如果不是公司與人民之間的對抗,”他說,“那麼整個對話就會改變。”
然而,在全球變暖問題上,爭論就變得激烈起來。正如哈佛大學科學史學家娜奧米·奧雷斯克斯、埃裡克·康威和其他人近年來所澄清的那樣,氣候科學目前是爭論最激烈的領域。奧雷斯克斯和康威合著了2010年的著作《懷疑的商人:少數科學家如何掩蓋從菸草煙霧到全球變暖等問題的真相》,該書揭示了有組織、資金充足、歷時數十年的有效運動,這些運動經常採用平行的方法來否定關於各種主題(包括酸雨、殺蟲劑並最終是全球變暖)的研究結果。這些資訊創造了科學依據的外觀,但缺乏實質內容。“我認為這對科學來說是一個問題,”康威說,他還作為小組發言人在美國科學促進會的會議上發言,包括對科學資助的影響。
然而,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的獨立學者康威,也對是否將這種情況稱為科學戰爭的證據有所保留,他指出圍繞氣候科學的條件和擔憂與圍繞轉基因食品和疫苗接種的條件和擔憂不同。“至少,”他承認道,“我想說不存在一場針對科學的戰爭。”
無論是戰爭還是緩和,化解緊張局勢可能在於達成一些協議,為懷疑基於證據的思維的人們留出一些空間。例如,密歇根州2014年的一項規則允許父母在前往縣衛生部門參加疫苗教育課程後,獲得豁免強制疫苗接種的權利。拉金特說,儘管這給了焦慮的父母一種選擇退出的方式,但初步資料顯示,他們放棄了去當地機構的麻煩,而是讓他們的孩子接種了疫苗。此後,底特律的豁免率下降了63%。
他建議,總的來說,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應該尋求可行的妥協方案。“不要再自負,不要再抱有你們所說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這種大膽的信心,”他說。這隻會使分歧兩極分化。或許借鑑了馬丁·路德·金的話,拉金特補充說,“政治是可能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