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健康風險受到詳細審查

但科學家們正在努力從輻射資料中篩選資訊。

作者:Declan Butler,來自自然雜誌

即使福島第一核電站受損的反應堆持續洩漏輻射,研究人員也已開始為研究奠定基礎,這些研究將尋找對公眾健康的任何長期影響。

當學術科學家們試圖整理地震和海嘯(上個月襲擊了該國)造成的巨大破壞面前的輻射劑量基線資料時,他們面臨著重大障礙。但是,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經驗表明,此類基線資料至關重要。沒有它們,就很難對任何不利的健康影響得出確鑿的結論。


關於支援科學新聞報道

如果您喜歡這篇文章,請考慮透過以下方式支援我們屢獲殊榮的新聞報道: 訂閱。透過購買訂閱,您正在幫助確保有關塑造我們今天世界的發現和想法的具有影響力的故事的未來。


然而,研究人員強調,電站周圍20公里疏散區以外的環境輻射水平目前遠低於引起人們對人類健康擔憂的水平。他們說,這場災難對人類健康的最大威脅是食用受汙染的食物和飲料。

評估環境輻射暴露的影響可能需要佇列研究,以尋找多年後居住在汙染水平升高地區的人群中癌症發病率是否升高。這些研究需要達到多大的範圍,或者是否需要進行這些研究,將取決於受損反應堆持續汙染的程度。儘管盛行風將大部分放射性同位素從工廠吹向太平洋,但天氣模式的週期性變化正在將放射性沉降物傾瀉到內陸,增加了居民接受的劑量。日本當局上週承認,可能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控制住反應堆。英國劍橋Strangeways研究實驗室的癌症研究員迪倫·威廉姆斯說,目前,“很難預測可能對健康產生什麼影響”。

電廠工人受到的輻射水平遠高於普通民眾,並將對其進行長期健康影響監測。總部位於東京的輻射影響協會已經對日本核電站工人的健康狀況進行了持續研究,福島工人的新劑量資料將被併入該研究中。

但是,總部位於廣島和長崎的輻射影響研究基金會(RERF)負責原子彈爆炸倖存者的輻射流行病學研究,已經開始就更廣泛的福島研究進行討論。在給《自然》雜誌的聯合宣告中(見go.nature.com/cckfoe),RERF副主席兼研究主管羅伊·肖爾以及流行病學負責人小佐幸太郎表示,至關重要的是儘快收集基線資料——例如暴露於放射性沉降物的人員的確切位置。包括日本科學省、地方當局和電廠運營商東京電力公司在內的幾個機構已經在釋出測量資料。但肖爾和小佐表示,彙編和評估這些資訊將是一項挑戰,因為這些資料目前“分散且不協調”。

西班牙巴塞羅那環境流行病學研究中心的輻射流行病學家伊麗莎白·卡迪斯說:“問題在於,很難真正瞭解人口的暴露情況。”她說,迫切需要對所有可用資料進行批判性審查(見go.nature.com/ejlpny)。

肖爾和小佐表示,還應向高風險地區的人們傳送調查問卷,以確定他們在不同日期在戶外花費的時間以及食用的食物和水等詳細資訊。“顯然,重要的是儘快獲得這些資料,但在目前,應對地震和海嘯的巨大影響必須優先考慮,”他們的宣告說。

日本迅速疏散福島周圍20公里區域,以及禁止可疑農產品,應該有助於遏制對關注同位素的暴露。英國曼徹斯特大學道爾頓核研究所的流行病學家理查德·韋克福德說,碘-131的半衰期僅為8天,但會在甲狀腺中迅速積累,仍然是核電站排放物的主要成分,並且仍然是對公眾健康的最大急性輻射威脅。他補充說,自事故發生以來,在食品中檢測到的一些放射性水平“相當高”。

切爾諾貝利對健康的最大影響之一是6000例或更多的甲狀腺癌病例,其中大部分影響的是事故發生時還是兒童的人。在大多數這些病例中,人們透過飲用食用碘汙染牧場奶牛的牛奶而接受了高劑量輻射。兒童尤其面臨風險,因為他們的甲狀腺仍在發育,比成年人成熟的甲狀腺更容易受到輻射損害。

日本當局正在受災地區分發碘化鉀片劑,威廉姆斯說,這是一項至關重要的預防措施。這些片劑用非放射性碘淹沒甲狀腺,防止放射性形式的碘被吸收。日本兒童也可能具有文化優勢,降低了他們受放射性碘影響的風險。威廉姆斯說,切爾諾貝利兒童往往缺碘,而日本的飲食富含魚類和海藻,“是世界上碘含量最豐富的飲食之一”。牛奶在日本飲食中的重要性也遠不如切爾諾貝利周圍的農村人口。

日本當局已經在監測受汙染最嚴重地區兒童甲狀腺中的放射性碘劑量。《自然》雜誌獲悉,該調查的初步結果顯示,在工廠西北地區(據報道該地區陸地上空有一些最高的放射性沉降物)居住的946名兒童中,甲狀腺劑量極小。3月28日至30日期間的測量發現,最大劑量為每小時0.07微西弗。這表明這些兒童接受的總劑量不到100微西弗,比切爾諾貝利周圍汙染地區居民接受的劑量低數千倍。韋克福德說,結果“似乎令人放心,表明沒有太多碘-131進入兒童體內”,他補充說,如果食品禁令有效,“日本將掌握在這種情況下最令人擔憂的問題”。

烏克蘭基輔醫學科學院輻射醫學研究中心的健康物理學家瓦迪姆·丘馬克協調了切爾諾貝利健康研究,他說日本輻射研究人員應吸取那場災難的一個關鍵教訓。他警告說,劑量資料是轉瞬即逝的,如果現在不收集,任何最終的研究都將更容易產生不確定性。他說,切爾諾貝利之後的劑量監測不符合標準,“因此,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不得不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來回顧性估計劑量”。

本文經《自然》雜誌許可轉載。它於2011年4月5日首次發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