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最新生育政策無法彌補缺失的女性,也無法解決人口問題

政府結束了一胎化限制,但該政策已經鼓勵了數百萬例女性墮胎,造成了持久的損害

上週,中國結束了限制家庭僅生育一個孩子的規定。但這項長達35年的社會工程實驗的失敗不太可能引發嬰兒潮並刺激經濟增長。儘管共產黨領導人可能抱有希望,但現有資料表明,中國現在確實是一個獨生子女社會。即使可以選擇生育兩個孩子,許多父母仍然會堅持只生一個。與此同時,該政策還造成人口中因性別選擇性墮胎而出現數千萬“過剩”男性——懷孕婦女使用超聲波掃描胎兒性別,如果發現是女孩就墮胎。(在世界大部分地區,資料顯示父母仍然偏愛男孩而不是女孩;在中國,一個主要原因是男性可以延續祖先血脈。)這種人口混亂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清理乾淨。

一胎化政策是基於20世紀中期西方的一個承諾:降低出生率將產生大量適齡勞動人口,而需要贍養的依賴人口很少的“人口紅利”。由於公共衛生領域的進步,世界各地的人們壽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長,對全球人口增長的擔憂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到20世紀70年代初,當中國領導人開始制定旨在減少生育的政策時,西方援助組織和政府正在亞洲各地的發展中國家支援人口控制計劃。例如,1965年,在美國國際開發署在韓國提供了11輛美國陸軍救護車,這些救護車經過改裝,成為在農村地區使用的流動避孕診所。訓練不足的衛生工作者透過執行絕育手術和植入宮內節育器來獲得計件工資。與此同時,1972年,一個名為羅馬俱樂部的科學家小組釋出了一份關於人口規模和世界資源的爭議性報告,名為《增長的極限》,這份報告在中國精英中流行起來。

幾年後,中國領導人開始考慮將他們的生育指令收緊為一胎化政策,並在1980年正式推出。據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梁中堂(他曾參與有關該政策的辯論)稱,《增長的極限》的研究結果——儘管在其他地方受到廣泛批評——影響了中國的一些決策。事實上,該政策的一位有影響力的支持者,受過蘇聯訓練的導彈科學家宋健,應用從歐洲數學家那裡借來的理論方法,為中國生成了瘋狂的人口增長預測,這幫助領導人通過了生育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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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國12%的人口超過60歲,而年輕人卻很少,無法提供經濟和社會支援。中國的適齡勞動人口不太可能引發人們期望的嬰兒潮,因為他們包括數千萬無法找到結婚物件的男性。據最近的一項估計,中國因性別選擇性墮胎和忽視而“失蹤”的婦女和女孩有6200萬。

性別和年齡失衡經常被描述為該政策令人驚訝的後遺症。但它們從一開始就被預見了。中國有殺害女嬰的歷史,1975年,遼寧鐵東醫院的醫學研究人員表明,性別選擇性墮胎可能是實現相同目的的另一種方法。科學家們在《中華醫學雜誌》中寫道,他們使用一種粗糙的絨毛膜取樣形式成功地確定了93名孕婦的胎兒性別,這種方法包括從將胎兒與母親子宮分隔開的薄膜中取活檢。研究人員冷靜地觀察到,近三分之一的婦女在得知她們將生女孩後選擇了墮胎。同年在印度進行了一項更大規模的關於墮胎和性別選擇的實驗(這次採用羊膜穿刺術),結果相似。

事實上,自從20世紀50年代出現研究表明世界各地的夫婦會一直生育孩子直到生下兒子以來,性別選擇就與人口控制聯絡在一起。早在超聲波使性別確定變得容易之前,美國國家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研究所和美國科學促進會在1969年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專家們就將性別選擇確定為人口控制科學家有希望的研究領域。當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首次傳出夫婦因一胎化政策的壓力而墮掉女胎的報道時,這幾乎不足為奇。

至於老齡化?在該政策透過之前,梁提出了老齡化問題,提出了誰來贍養老人的問題。但其他人認為,模糊定義的未來科學進步將幫助中國解決這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人口老齡化是整個問題的關鍵。一胎化政策的設計者並不太關心長遠。

到2013年,另一個擔心年輕人缺失的政府開始放鬆限制。如果父母一方是獨生子女,則允許夫妻生育兩個孩子。然而,由於普通中國公民的優先事項在過去幾十年中發生了變化,因此接受度不高。現在,許多家庭生活在城市,那裡的養育成本很高。

即使該政策的廢除導致嬰兒潮的突然爆發——人口統計學家說不會——中國的統計資料仍然不利於出生率的上升。在如此多的女性墮胎之後,潛在的母親減少了,孩子也會減少。(早期的計劃生育擁護者並沒有忽視這種影響。在1970年美國人口協會會議上,杜克大學的人口統計學家威廉·塞羅和V.傑弗裡·埃文斯證明,性別比例失衡將導致出生率更快地下降。)

一胎化限制的結束不太可能在短期內改變現狀。在2010年,也就是進行人口普查的最後一年,中國男性為118名,女性為100名,遠遠高於出生時的自然性別比例,即每100名女孩對應105名男孩。即使出生時的性別比例明天恢復正常,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人口研究所的人口統計學家凱瑟琳·塔克和詹妮弗·範·胡克最近計算出,到2050年,中國仍有高達10%的適齡男性將缺少女性伴侶——而且這還是在假設男性開始與同齡女性結婚的情況下,改變他們目前尋找比自己年輕幾歲的伴侶的習慣。在生育率穩定的社會中,娶年輕女性將有助於抵消性別失衡,但中國目前的出生率如此之低,以至於進入婚姻市場的年輕女性越來越少。

可婚女性的短缺還帶來了其他令人不安的社會影響。性販運和買賣新娘的事件激增。過剩的男性,不參與家庭生活,較少受社會制度的束縛,加劇了政府領導人對不穩定的擔憂。

所有這些都可能在2030年達到頂峰。在那一年,中國預計將超越日本,成為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社會,沒有女性伴侶的適齡男性人數將達到2900萬的峰值(並且這還是在假設出生時的性別比例明天開始下降的情況下)。也許到遙遠的未來,中國領導人將找到新的、尊重的方式來重視社會中的女性,並且還可以讓經濟重回正軌。

瑪拉·赫維斯滕達爾是《非自然選擇》一書的作者,該書調查了全球普遍的性別選擇的影響,併入圍普利策獎和洛杉磯時報圖書獎決賽。

Mara Hvistendahl is an investigative reporter at the New York Times and author of Unnatural Selection: Choosing Boys over Girl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a World Full of Men (PublicAffairs, 2011). Her newest book is The Scientist and the Spy: A True Story of China, the FBI, and Industrial Espionage (Riverhead,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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