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喬·拜登的公開信

您必須重建公眾對環保署、能源部和其他機構科學公正性的信任

尊敬的當選總統先生:

在過去的四年裡,聯邦資助的科學機構被瓦解又重建。它們被賦予了新的指令。向國家提供公正科學建議的任務被一項新的任務所取代——科學要服從特朗普總統的政治目標和個人意願。

這項新任務的後果是嚴重而深遠的。環境保護署變成了環境汙染署,撤銷了對清潔空氣和清潔水的保護,併為特朗普總統的化石燃料行業競選捐款人提供了監管方面的便利。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的科學家們因為質疑特朗普總統對重大颶風路徑的不正確預測而受到譴責。他們的罪過是什麼?沒有遵守總統永遠不會犯錯的首要原則。在多個聯邦機構,氣候科學變成了“不能提及的科目”——也是不應該研究的科目。最近,聯邦資助的科學家不願意支援總統關於該國在新冠病毒問題上“正在好轉”的不正確說法,他們被公開嘲笑並被斥為“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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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20年9月,我一直是一位由美國能源部生物和環境研究辦公室資助的聯邦氣候科學家。我使用模式識別方法來識別氣候變化中的人類“指紋”。我與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以及世界各地的研究機構和大學的同事合作。我們一起在地球大氣、陸地表面和海洋的溫度中發現了人類的指紋。我們檢測到人類對海洋熱含量和鹽度、積雪深度、雪水河流流域徑流時間、大氣溼度、乾旱行為和雲層的影響跡象。我們瞭解到,人類在氣候變化中的指紋並非孤立現象。它們無處不在,存在於數十個獨立監測的氣候記錄中。

能源部支援氣候指紋研究超過25年。該研究在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之間的過渡中倖存下來。它經受住了參議院和國會組成的變化。但它沒能躲過一位錯誤地將氣候變化視為騙局和中國陰謀的總統。它沒能躲過一位錯誤地聲稱科學不瞭解氣候變化原因的總統。它沒能躲過一位認為自己的專業知識優於所有科學專家的非常穩定的天才。氣候指紋研究也沒有躲過經過改造的能源部換了領導層——新的領導層放棄了能源部曾經資助的同一項研究。 

政治氣候的這種巨大轉變導致我的年輕科學同事感到擔憂甚至恐懼。有些人擔心綠卡申請。他們的申請是否會因合著一篇駁斥前環保署署長斯科特·普魯伊特提出的不正確科學宣告的論文而受到不利影響?其他人則擔心資金。如果我們繼續進行氣候指紋研究,我們的能源部資助是否會被削減?我們是否應該簡單地隱藏起來並進行自我審查?我們是否應該避免任何美國總統不喜歡的研究領域?

我們的氣候指紋研究小組沒有進行自我審查。在特朗普政府執政期間,我們繼續研究氣候變化的性質和原因——這項研究符合美國公民和這個星球的最佳利益。我們仍然認為,美國國家實驗室是進行此類研究的合適場所。我們繼續報告我們的發現;向權力機構講述科學。我們沒有隱藏。

在過去的四年裡,美國人有很多機會觀察到故意科學無知的後果。無知是有毒的,是致命的。它是新冠病毒傳播的有力載體。它阻礙了應對氣候變化的有效行動,使我們的孩子揹負了現在和未來他們沒有造成的氣候破壞。無知使我們與世界其他地方隔絕。美國是世界上被排斥的國家,不願意接受科學,不願意參與控制全球疫情的國際努力,也不願意參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努力。自由世界的同行們用憐憫和擔憂的眼光看待我們。

拜登先生,您將面臨兩個直接而艱鉅的挑戰。第一個是“控制住”新冠病毒感染的曲線。第二個是將溫室氣體排放曲線轉向更可持續的道路——實現一條減少重大氣候破壞風險的排放曲線。

另一個重要的挑戰是恢復公眾對科學和科學家的信任。您必須重建公眾對環境保護署、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能源部、疾病控制中心和許多其他擁有科學職權的聯邦機構科學公正性的信任。您必須說服在這些機構工作的男女,他們新的首要任務不是對一個人的政治忠誠——新的指令是“把科學搞對”。您將不得不激勵那些幻滅和沮喪的人們,扭轉關鍵科學機構關鍵專業知識的流失,並使在這些機構的公共服務成為下一代年輕科學家的理想目標。在實現這種信任重建的過程中,您可以指望成千上萬美國科學家的幫助。

我在德國的一所英國陸軍學校接受教育。我的教育很重視詩歌。有一首詩深深地印在我的記憶中,是托馬斯·哈代的作品。它描述了19世紀末荒涼的冬季景象。在寒冷、不適宜居住的鄉村,以歐洲政治動盪為背景,一隻孤獨的畫眉正在歌唱。這首詩捕捉了荒涼的自然環境、衝突的預兆與清晰、優美的鳥鳴之間的脫節。

如此歡快的歌聲,

如此狂喜的旋律,

似乎並不屬於世間萬物,

無論遠近,

我彷彿覺得顫動在他,

這快樂的晚安曲中,

有些美好的希望,他明知曉,

我卻一無所知。.

今天,我們生活在同樣不祥的時代。我們希望看到過去四年黑暗正在消退的跡象——希望在荒野中聽到歌聲。我們對更美好未來的“美好希望”寄託在您身上。

這封公開信中表達的觀點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國家科學院的觀點。

Ben Santer is a climate scientist and a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ellow. From 1992 until his retirement in 2021, Santer pursued research in climate fingerprinting at 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in California. He served as convening lead author of chapter eigh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s (IPCC’s) Second Assessment Report (“Detec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Attribution of Causes”) and was a contributor to all six IPCC scientific assess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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